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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历史周期律”曲折探索

摘要: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管是历代封建王朝抑或是资产阶级政府,都希望自己的政权可以万世长存,但最终皆难逃人亡政息的结果。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将这个现象归结为“历史周期律”,并把它摆在了毛泽东的面前。为此,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努力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历史周期律;腐败问题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对待腐败问题上展现出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打击力度,中国共产党反腐进入“新常态”。如此不遗余力地开展反腐倡廉建设的背后,反映出来的是腐败正如癌细胞一样正一点一点地渗透到党的肌体。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中所探讨的“历史周期律”。1945年7月,黄炎培一行到延安进行考察。考察结束后,黄炎培出于善意的提醒,主动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谈起了关于历朝历代都无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在黄炎培看来,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每个朝代在开始时均呈现出一派兴旺发达的盛世景象,但到了后期则政怠宦成,最终人亡政息。其实,在此之前,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甲申三百年祭》的史必赢亚洲线上娱乐章,就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指示延安的《解放日报》进行转载,号召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4月12日,在召开的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毛泽东的一席话犹如给当时还沉浸在革命胜利喜悦中的共产党人注入了一针清醒剂。在从西柏坡准备进京之际,如何居安思危,如何避免重蹈李自成式的悲剧,如何真正跳出治乱更迭的“历史周期律”,就正式摆在了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这条路究竟以怎样的形式出现,如何走稳、走远,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对此做出了艰辛的探索。

一、严惩贪污腐败,杜绝党员干部腐化变质

从历史发展规律看,腐败就像政权的癌症。许多政权的倒台,无疑是腐败这个顽疾从中作梗。且不说中国古代不胜枚举的前车之鉴,只“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一例便可见微知著。国民党政府内部犹如一只烂透的苹果,“四大家族”及其附属关切之流疯狂敛财,贪污腐败大行其道。即使是“太子”蒋经国携“尚方宝剑”亲自赴上海反腐,也不得不在触及到统治阶级内部利益时铩羽而归,最终导致民心尽失。这些深刻的教训告诫我们:物必先腐,而后生虫。因此,若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破解“历史周期律”这个难题也就无从谈起。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提醒共产党员高度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但是,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执政党,而党内的某些意志薄弱者经不起新环境的考验,逐步滑向了腐败的泥潭。毛泽东对此的态度则是坚决予以打击,绝不姑息养奸。“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2]1951年12月,毛泽东还领导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在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必须对官僚主义及违法乱纪事例进行严厉制裁,严重者应处以极刑,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其中,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就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消除党内腐败的决心。毛泽东在反腐惩腐上所做的探索,对后期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消除党内腐败等既起到了警钟长鸣的作用,又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首先,让人民监督政府。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应经得起人民的监督,置于群众监督的阳光之下。切实杜绝真话难说、不敢说、没办法说的局面,保持和谐的干群关系。其次,实行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重提“历史周期律”问题,并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执政理念。一方面,反腐工作保持持续高压态势,并处决了一大批党内党外的“大老虎”,让广大党员干部从“不敢腐”慢慢转变为“不想腐”。此举不仅有效净化了党风,更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信任。另一方面,加快法制建设,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将能够为人民说话的人选举为人民代表,真正做到还权于民。

二、开展整风运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之所以出现官僚腐败问题,根本原因还在于部分党员干部思想上的严重滑坡,忘记了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放弃了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在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3]并且,宣布“用小民主的方法”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4]显然,毛泽东这是总结了“三反”时的教训,以防出现过度讲解的局面。为此,1957年2月,毛泽东特意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对当前国内存在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进行了区分。1957年5月4日和16日,毛泽东又相继起草了《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及《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欢迎党外人士帮忙整风。一部分党外人士出于善意,积极出谋献策。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借机攻击我党。与此同时,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了斯大林。紧接着,在东欧又相继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国际上的一系列变化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思想波动。一些领导干部对此缺乏思想准备,或者束手无策,或者习惯于把一些闹事问题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对此,毛泽东要求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将整风运动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三、发动文化大革命,抵制西方国家“和平演变”

文化大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其实是要“保证红色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随着中苏两党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与全国反右斗争的扩大化,毛泽东否定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开始强调阶级斗争。紧接着,越南战争将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南大门,中印之间又爆发了边界冲突,蜗居台湾的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更加猖狂地叫嚣着“反攻大陆”。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想要开展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使杜勒斯和平演变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但是,由于毛泽东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估计的过于严重,致使阶级斗争史观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得到了不恰当的应用,更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不过,后来发生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事件也证明,毛泽东晚年对于历史规律的把握和对未来世界发展趋势的预测仍然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还提高了我们对于西方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警惕性。根据马克斯•韦伯关于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理论,毛泽东属于个人魅力型的政治领袖。然而,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秩序主要建立在个人威信的基础上,往往会出现两个后果:一是,领袖被看成是救世主,他的权威几乎无所限制。二是,过于依赖领袖的权威,可其统治秩序的期限却很难超过领袖本人的自然寿命。[5]因此,为了避免出现人亡而政息的结果,只有建立起一种合理的政治制度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和继续完善,才能获取公民对政权的长期认可和支持。

作者:张哲 单位: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48.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142.

[3]梁柱.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及实践经验探析[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4(6):11.

[4]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613.

[5]燕继荣.现代政治分析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18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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